香港和深圳两地依托中国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共谱“双城故事”大有可为，可望释放强大的乘数效应。（芯片招聘求职网）
首先，香港有加速实现第三次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香港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90%以上，堪称全球之最。其中，金融服务、旅游、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占全港GDP的60%之多。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制造业却每况愈下，2019年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只有2.3%，产值也仅占GDP的1.1%。反观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其他“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占比分别高达30%、25%和20%。
对四大支柱产业的过度依赖制约了香港就业机会的多样性，香港经济陷入了“低产值，高就业；高产值，低就业”困局，导致社会向上流动滞缓，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加剧，使香港成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港府亟需“全面提升竞争实力，创造持续发展空间”，其中一大举措应该是启动第三次经济转型，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打造创新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年轻人提供向上流动、在职培训和职业道路多样化就业机会。
历史上，香港经济已有过两次成功转型。第一次是从1950年开始逐渐由出口贸易转向制造业；另一次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经济转型。资料显示，1961年到1991年，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增长了63倍，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的水准。
不过，这两次转型总的看都是为了因应外部形势变化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并未发挥主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久而久之，许多人关注的是如何赚快钱，香港制造业渐失发展动力，产业结构失衡加剧。
与前两次转型不同的是，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以科技和研发为支柱的知识经济体，政府支持引导明显增强。其中，“再工业化”是一篇大文章，也是香港实现第三次经济转型的题中之义，创科则被视为启动香港经济高品质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毗邻香港最近的一线城市，香港北部都会区等一系列规划的出台，无疑为港深两地商讨跨境融合方案，释放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经济潜力，以及香港“再工业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助于香港更合理地布局大湾区，有效解决面临的经济转型、产业培育、住房供给、就业优化、养老助贫等棘手问题。
第二，深港合作，共享香港科研成果产业化红利。
从2016年开始，为帮助香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特区政府先后推出了创新及科技支持计划、院校中游研发计划、小型企业研究资助计划等数十项资助基金。今年早些时候， “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给高校的资助额翻倍增至1600万港元，为大学初创企业提供与私人投资一比一的资金配对，初创企业每年最多可获150万港元资助，为期不超过3年。
令人遗憾的是，香港高校虽有稳健的科研基础，“产学研”转化成果并不乐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高校多由政府全资，缺乏企业参与。教授专心科研，但产研脱节，研发成果多被束之高阁。此外，研究经费审批时间长，评估标准不接地气，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创科项目未能推进。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创科发展的措施，包括设立100亿港元“产学研1+计划”，资助大学研发团队科研成果商品化；未来五年吸引100家具潜力的创科企业落户香港，包括20家龙头创科企业，并承诺继续全力推进落马州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工程，以及新田科技城建设。
香港拥有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所，是亚洲唯一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还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中心。在最近发表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香港的创新实力位列第14位，基础科研能力雄厚，人才培养、创科产业发展势头正劲。
深圳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应主动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合作，探索产研结合最优路径，借力香港的科研优势攻坚克难，进一步将产业做大做强，争创世界一流，为地方经济，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增长动力。
第三，对接国家战略，打造半导体全产业链。
芯片被称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型石油”。目前，全球正面临芯片短缺问题，国家亟须在先进芯片方面打破西方垄断。“新一代半导体”是“再工业化”极具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香港正在探索设立芯片设计中心，吸引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来港投资设厂，利用自身优势助力国家解决先进芯片“卡脖子”问题。这方面，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一，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金融系统稳健，资本流动自由，简单低税制，人才资源丰富，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良好的法治环境，知识产权（IP）保护制度健全，科研基础雄厚，高效率的政府，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地位突出，长期保持有利营商的制度优势。
此外，在“一国两制”制度保障下，香港也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金融、经贸、法律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完全接轨，既具备确定性及可预期性，又能灵活应对商业变化的需要，在处理商业纠纷等方面具备优势，有助于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络人作用，成为国家内循环的积极“参与者”，以及国内外双循环的有力“促进者”。
其二，香港电子业有过辉煌的历史，底蕴犹在。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资讯技术研究所的报告显示，香港芯片产业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比中国台湾还要早。1989年，电子企业达2009家，出口值达558.18亿港元，产品已不再是简单的收音机、电子表、计算器等产品制造，而是瞄准了微型电脑、个人电脑、多层次线路板、高级通讯器材等产品。
90年代，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开始在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子产业从中低端化开始朝高端化发展，盛极一时，举世瞩目。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新电子产品的制造时间，美国要8个月，日本要5个月，而香港平均不到3个月。”
然而，由于官方缺少对半导体产业的规划和扶持，以及其他一些原因，90年代后期香港渐渐错失发展良机。
特区政府当以史为鉴，在其他国家对半导体产业提供大量补贴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出台产业支持政策，借助“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的创建国际创科中心的定位，重振产业雄风，助推国家逐步减少对海外高科技产品的依赖。
其三，深圳芯片产业发展迅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内地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品的集散中心、应用中心和设计中心之一， 2021年集成电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100亿元，集成电路设计业产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上游的芯片设计和下游的芯片应用优势明显，不足之处是中端芯片制造企业数量少，产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毋庸讳言，中国芯片对外依存度依然十分高，甚至超过了对石油的依赖，其中，汽车芯片更是高达95%。面对美国的围堵封杀，中企在实现高端芯片国产化方面仍任重道远。如何突破困局，在先进芯片设计、制造、应用领域，港深合力打造健康稳定的产业供应链或能扮演重要而独特的角色。
当然，纸上谈兵，说易行难。香港是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经济自由度等许多方面的全球排名十分亮眼，且不说港深合作会出现“水土不服”，即使广东省内城市间寻求合作，也会各怀心思，不一定完全合拍。何况港深两地具有不同的法制、税制、会计准则、执业资格和市场监管制度，如何熟悉和适应对方的制度安排和思维习惯更是挑战巨大。（芯片招聘求职网站）
为此，港深两地不能想当然地在宏大叙事当中迷失方向，必须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多些换位思考。只有找准对方的利益驱动点，双方才有可能相向而行，放眼世界，合作双赢，在不断寻求优势互补中进一步提升自身实力，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